內(nèi)圣就是內(nèi)在的道德修養(yǎng)，外王就是治行，實在的作為。

儒家本來就強調(diào)內(nèi)圣而外王，內(nèi)有仁心，才能行仁政。這是一個前后的過程。在理學之中更是如此。

格物致知誠心正意，這都是內(nèi)圣，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這都是外王。

從這個邏輯來理解，就明白，為什么儒家治國第一看重的是教化，因為儒家認為，只有一個人稱為一個好人，他才能做好事。

這個邏輯，依舊深深的影響著中國人，很多時候，人們評價一些人一些事，依舊要從他是不是一個好人這個角度來理解。

而今所謂的五世說，從根本上，是讓百姓處于衣食無憂的處境之中，然后再追求他們的道德水平，豈不是外王而內(nèi)圣。

不要小看，這前后差別。

在儒家之中，完全是兩個天地。

吳與弼雖然圓滑而今卻也先起身說話了。

只是有人比吳與弼更早一步。不是別人，乃是薛瑄。

不過，薛瑄說的不是這個問題，而是上古之治的問題。薛瑄說道：“欲求大同之治，必求之三王五帝之治，欲求三王五帝之心，而不是求之外物，上古亦有天災，然百姓無怨，而今天下之事，不在于百姓足與不足，而在人心之不足，不在于，田地之廣，而在于人心

之不治，臣以為陛下必大興教化，使民知理守禮，則-民足以治，大同之世亦可得之?！?

“而陛下之所為，卻是南轅北轍，欲求大同之治，豈可得乎？”

三王五帝，就是堯舜禹三王，五帝的說法就多了。這里就不說了。

朱祁鎮(zhèn)心中目光掃過全場，他也看出很多大臣是贊同這一點的。

教化百姓，從來是儒家大臣第一要務，誰治理國家治理地方的第一辦法。

而朱祁鎮(zhèn)提出的理論，卻是一系列解決饑寒問題，解決生計問題，這些與教化并沒有什么關系。

倒不是說，這些大臣都是何不食肉糜之輩。而是習慣了這樣的生活。

雖然在朱祁鎮(zhèn)看來，幾乎每年冬天北京街頭都要餓死幾個乃是幾十個，多的時候上百個餓殍，這樣的事情，雖然是一件凄慘的事情，但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。

在他們看來，而今的大明已經(jīng)是近一兩百年以來，最好的日子了。

雖然遍地還有不少土匪，雖然很多地方，法律僅僅能在縣城之中執(zhí)行。但是之前漢唐盛世的時候，難道就與而今有什么不一樣嗎？

哪里有完全不餓死人的世界。

所以，不論大同還是小康，在他們看來，本質(zhì)上都是目標，是畫餅。不是用來實現(xiàn)的。如此一來，更關注皇帝具體的行政手段，更好一些。

從丘濬與王恕的話里面。他們聽到了很多事情，南征南洋什么，移民等等，這還罷了。如果確定大明以這個思想作為治國綱領。

今后十幾年，他們的工作量會大大增加了。

皇帝本身就是一個閑不住的人。但是百官不是。

人都是有惰性的。

對官僚尤其是這樣，官僚本身最害怕變化了。薛瑄也是說出了他們愿意說的話，大家在地面興興教化不好嗎？

培養(yǎng)出擊個秀才舉人，或者聯(lián)合建立一個兩個書院，不就是有政績了。

朱祁鎮(zhèn)心中暗道：“教化這一項，我必須考慮進去，只是我要的教化，與他們的不同?！?

朱祁鎮(zhèn)準備推一步，將教化這一件事情，也列入之后的重心。但是并不意味著他而今對薛瑄退讓，薛瑄直接將大同之世與上古之世劃上了等號。

如此一來就大大限制了朱祁鎮(zhèn)。

朱祁鎮(zhèn)建設大同之世，就必須按照儒生虛構的上古三王五帝的作為來做。這怎么可能？

朱祁鎮(zhèn)淡淡一笑，說道：“卿也承認《尚書》之中，或有繆誤，這上古三王之治到底是怎么樣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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