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種基于西方批判理論框架的解讀，極具穿透力和煽動性，迅速在藝術評論圈和部分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，給展覽帶來了新的、更學術化的爭議。一些原本盛贊展覽的評論人，開始轉而討論其“倫理陰影”。

林曦最初感到錯愕與委屈。她從未想過自己的作品會被如此解讀。但經歷了最初的波動后，她冷靜下來，反復閱讀那篇文章。她意識到，這不僅僅是誤解，更是一種話語權的交鋒。對方在用一套成熟的西方批判理論話語，來“定義”和“框定”她的創(chuàng)作，試圖將她的作品納入他們熟悉的敘事軌道，并貼上“技術盲從”或“缺乏批判”的標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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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想起了父親應對ohaa條款時的策略——不是硬碰硬地反駁，而是提出不同的根本性視角。

她沒有選擇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辯駁，也沒有急于發(fā)布那份補充的“藝術家陳述”。她通過策展人，聯系了那位發(fā)表評論文章的學者，以及另外幾位對科技倫理和藝術交叉領域有研究的哲學家，邀請他們進行一場小范圍的、私下的沙龍對話，主題就定為“《共鳴的偏差》：在規(guī)訓與共鳴之間”。

對話在ma的一間小會議室舉行。林曦沒有攜帶講稿，她只是平靜地重新闡述了自己的創(chuàng)作初衷：并非歌頌技術，而是試圖揭示在算法無處不在的時代，個體感知的獨特性如何與集體性的數據表征共存、互動乃至博弈。她坦自己并非技術專家或倫理學家，她的作品是一個“提問的場域”，而非“給出的答案”。

然后，她提出了自己的困惑：“當我們將所有技術介入都先驗地視為‘規(guī)訓’時，我們是否也在關閉另一種可能性——即技術是否可能成為一種新的‘媒介’，幫助我們感知那些以往無法說、無法捕捉的、人與人之間、人與環(huán)境之間更微妙的連接與共振？東方哲學中，有‘物我兩忘’、‘天人感應’的傳統(tǒng)，強調的是主客交融而非對立。我的作品，或許可以看作是對這種古老智慧在數字時代的一種微弱回響和提問?！?

她的話語，沒有陷入對方設定的“規(guī)訓-反抗”二元論框架，而是引入了東方哲學中“交融”、“感應”的另類維度。這讓在場的學者們陷入了短暫的沉默和思考。討論的方向，從單純的批判，轉向了更開放、更具比較文化視野的探討。雖然分歧依然存在，但林曦成功地將自己的作品，從被單向“定義”的客體，變成了一個可以引發(fā)多元對話的“話題”。

話語的維度，無處不在。商業(yè)世界的生態(tài)合規(guī)之爭，藝術領域的理論詮釋之辯，本質都是關于“誰有權定義現實”、“哪種敘事更有力量”的較量。

林一在歐洲用“系統(tǒng)哲學”與“技術事實”挑戰(zhàn)“合規(guī)話語”，林曦在紐約用“東方智慧”與“提問姿態(tài)”松動“批判話語”。父女二人在不同的戰(zhàn)場，使用著不同的“武器”，卻踐行著同一種戰(zhàn)略：不屈服于單一的話語霸權，堅持引入多元的視角和基于自身文化根脈的敘事，在對話與碰撞中，爭奪定義與解釋的主動權。

他們知道，真正的強大，不僅僅是擁有領先的技術或獨特的藝術，更在于擁有解釋這種技術和藝術的話語能力，在于能讓世界聽到并認真對待，來自東方的、不同的聲音與智慧。

這注定是一條更漫長、也更根本的道路。但沿著這條路走下去，無論是紅星還是林曦，都將不再僅僅是規(guī)則的遵循者或挑戰(zhàn)者，而有可能成為新敘事、新價值的塑造者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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