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后一晃幾年過去。這期間，我和震云、王朔還有梁左成為莫逆，隔三岔五包上一頓餃子，湊幾個涼菜，說上一夜的醉話。酒中也多有提及《溫故》的事，但也都是虛聊，小劉沒有實接過話茬。

時間走到2000年。新年的一個晚上，小劉來到我家。餃子就酒，幾杯下肚，小劉鄭重對小馮說：我今天來，是想把《溫故一九四二》交給兄長，此事我愿意與兄長共進退。

今天我仍清楚記得震云那義無反顧的表情。天漸白時，我們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，那一夜小劉把《溫故》托付給了小馮，也把“一九四二”烙在了我的心上。

2002年項目正式啟動。那時我已與華誼兄弟簽約，中軍中磊橫下一條心拿出三千萬投拍《溫故》。在當時，對于一部國產文藝片來說，這個預算就是一個接近于自殺的天文數(shù)字。

我們在北影的一間小平房里開了論證會。與會者一致認為它是部好小說，同時也一致認為它不適合改編電影。因為沒有故事，沒有人物，沒有情節(jié)。專家們散去，小馮和小劉蹲在小屋外的樹蔭下，小劉問小馮：這事還做不做？我說：做。小劉說：人們習慣只做可能的事，但是把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思不大，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義就不同了。小劉又說：世界上有兩種人，一種是聰明人，一種是笨人。聰明的人寫劇本知道找捷徑，怕繞遠怕做無用功，善于在賓館里侃故事，刮頭腦風暴；笨的人寫劇本不知道抄近路，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，看似無用功，卻能夠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。

我對小劉說：我們肯定不是聰明人，就走笨人的路吧。

接下來的三個月，小馮和小劉攜小陸、老韻、益民還有孫浩，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、陜西、山西，又赴重慶、開羅，行程萬里。在路上，我們見到老東家一家，瞎鹿花枝一家；見到了東家的女兒星星，趕大車的長工栓柱；見到了八歲的留保和五歲的鈴鐺；見到了伙夫老馬；見到了意大利傳教士托馬斯?梅甘，他的中國徒弟安西滿；也見到了委員長和那位讓委員長頭疼的《時代》周刊記者白修德；見到了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、焦裕祿式的好干部——李培基；見到了寒風中蓬頭垢面的災民，背井離鄉(xiāng)一路向西的逃荒隊伍；見到了他們悲慘的命運；更重要的，也意外地見到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災難時的幽默。_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