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寧化縣的生態(tài)，近乎一種自給自足的狀態(tài)之中。

銀子這東西，在寧化縣流通很少，也就在縣城之中用。在鄉(xiāng)下大多用銅錢，甚至很多地方連銅錢都不用。

干脆是以物易物。

之所以如此，一方面是這個窮。另一個方面，就是寧化縣這里幾乎與外界隔絕，除卻每年運送田稅到福建去之外。

很少與外界有什么交流。

即便繳納的賦稅也不多，不過一兩千石而已。

并不是說寧化縣的賦稅只有這么多了。

而是大明體制之下，賦稅大概分為兩部分，一部分是轉運，一部分是留存。

轉運又分為三部分，一部分是京運，就是運輸到京城的，如漕運，就是典型的京運，再又是邊運，就是運輸給邊疆的，再有就是轉運。就是從內地某處轉運到某處。

而寧化縣的賦稅，大部分都轉運到福州府之中的。

但是賦稅轉運卻是一個苦差事。

如果用一條鞭法，從運糧變成運輸銀兩，對百姓來說，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減負行動。

但是在寧化縣這個地方，卻是萬萬不能用的。

讓寧化縣的老百姓交糧食尚可，畢竟雖然寧化縣的土地單薄了一些，總是有一些收成的，從土里刨食，還是能刨出一點糧食的。

但是如何從土地刨出銀子，就是一個天大的難題。

如果讓百姓繳納糧食之后，再繳納賦稅，幾乎將百姓生生給逼死。

畢竟，寧化這個地方能有幾家糧商，這

些糧商無不與這些大姓有關，想想也清楚，寧化縣窮鄉(xiāng)敝土的，又不是交通要道。

誰傻子一般來這里經商。這里的收的糧食，要運出去非蝕本不可。

而且李東陽又發(fā)現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這里的銀價太高了。

高到什么地步。

李東陽來當官之前，為了以被萬一，從家里拿來一兩百兩銀子，這將李家的積蓄掏出了一大半了。

隨身攜帶，不敢動用，唯恐有一個閃失之后再動用。

李家在北京城之中，也不是什么富豪。李東陽不過是軍戶出身，考上進士才幾年。這一筆錢大多是李東陽的幾年俸祿，再加上家中幾畝薄田的收益而已。

在北京城之中，如李東陽這般的人家，絕對不在少數。

但是李東陽到了寧化縣才發(fā)現，他居然成為寧化縣之中最富有的一撮人之一。

這里的一兩銀子，要比北京城的一兩銀子的購買力超過不知道多少，特別是在人力上。這也是福建江西人口密度位居大明之冠的絕好證明。

折銀，在很多地方是一項減稅行動。但是在寧化縣這樣的地方，卻是一個加稅的行為。

這讓李東陽內心之中矛盾不已。

他當然知道他來的目的，就是要在這里試行一條鞭法。只是他顯然小看了，朝中某些人老辣的目光。

幾乎在選中這個縣的時候，他們就知道，想在寧化縣推行一條鞭法，有兩個辦法，一個辦法，就是想辦法讓寧化百姓有錢了再說，另外一個辦法，就是昧著良心，好官我自為之，管他百姓死活？

這也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，被那么多人反對的原因。

他們倒不是看不出張居正的辦法好，而是一條鞭法不適應于很多地方。

只是大明行政能力，統(tǒng)一推行一個法度，就已經很吃力，如果再讓下面各行其是，按照他們地方特色分別改良，只會弄得群魔亂舞，更不成樣子。

只是要讓李東陽昧著良心，做這事情，他根本過不了他心中那一道坎。

而讓寧化百姓手中有銀子，這一件事情豈是一年兩年能做到的，李東陽的任期只有三年而已。

而且北京那邊還有不知道多少等著消息。

不論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。

李東陽更知道，他如果一道反對在寧化縣實行一條鞭法的奏疏上去，可以想像，上辜負了劉定之一系列人，下失望于陛下，今后的政治前途就算完了。

一時間將李東陽陷入兩難之中，不知道該如何進退。似乎進也不能，退也不能陷入死局之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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